政府职能转变如何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基于公共服务参与和满意度的分析

从公众公共服务参与和满意度的视角，考察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影响作用机制。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从三个省份、40个村社共获得有效数据1 944份，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政府职能转变对公众的政府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公共服务满意度在二者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公民的公共服务参与对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且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参与能够显著增强公共服务满意度的中介效应。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要重点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公共服务参与的作用，坚持公共服务受众导向，进而切实提高公众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增强政府公信力、增加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水平。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实现路径与制度目标

长期以来,中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为县市级,未能实现省级和全国统筹。文章分析了统筹层次较低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着重考察历次实施省级统筹的标准、方案和全国统筹的实施路径。文章认为,直到2019年才具备实现省级统筹客观条件,实施的是统收统支意义上的省级统筹;全国统筹方案的本质是全国统筹调剂制度,相当于延续和更新了2018年实施的中央调剂制度,是全国统筹的初级阶段。这样的制度安排符合实际情况,但实现统收统支意义上的全国统筹将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文章分析了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的地方财政对养老保险投入的“长效”机制与“长期”机制的关系、地方财政负担与深挖养老保险制度潜力的关系、部分积累制与现收现付制的关系,以及统筹层次低产生的影响与历史作用。     

“十四五”规划背景下优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加快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的主要任务之一。当前,我国农业发展条件发生了新变化,也相继出现了新的矛盾,主要表现为阶段性供大于求的结构性矛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有助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应从加强科技创新、降低农业生产成本、补齐农业现代化“短板”、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拓展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等方面入手,推进京津冀地区优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城乡治理的升级再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治理成效显著,但也存在一些局限和瓶颈问题.一是一定程度上存在模仿西方的倾向,有模式化、类同化和形式主义做法;二是片面发展城市而忽略乡村,存在失衡、失当和去乡村化倾向;三是偏向外援,忽略内动力,缺乏发展后劲.这亟须对城乡治理进行升级再造,突破固化僵化思维,获得全新的变革发展.四川天府新区的"公园城市""公园社区""乡村梦"等新探索,可为中国城乡治理提供借鉴.今后,应真正改变对城乡治理的错误理解认识,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理念与方法,快速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行城乡治理制度特别是内部制度创新,强化城乡治理的内在发展动能,以智慧特别是民间智慧提升城乡治理能力.     

“建议专家不要建议”的多元复杂成因探析——以不信任为视角

“建议专家不要建议”之声日益高涨并引发信任危机,本文探析其背后的“不信任”问题及具体成因,为重塑并强化专家“信任”提供系统思路。研究结合多元互动情境解析公众对专家“不信任”的生成逻辑及运作机理,发现专家将其“建议”祛魅并投射于公众日常生活中,在拉近距离的同时又释放新的悬浮性和疏离感,由此触发“不信任”;而媒体在平台可供与利益交互中存在失范行为,以“单向度”与“片面化”的新闻传播裹挟公众感知,进而推深“不信任”。总体上,公众被卷入“信任-不信任”的矛盾转换之中。面对技术熔断难以荷载的群体极化,随之叠加的“不信任”也在倒逼“信任”的新发展,最终互构成一种“复线式循环”系统。     

中国治道下现代治理文化的培育再造

现代治理文化的培育,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至为重要。中国传统有着丰厚的治理文化资源,主要包括安定文化、民生文化、共治文化、心治文化、贤明文化、简约文化。当前,我国治理文化面临着把治理当管治、以知识代替文化、文化缺乏深度、文化的创新性不足、世俗化地理解文化等难题。快速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在中国治道下确立中国文化自信,在充分继承、吸收传统治理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培育重塑新时代现代治理文化精神,以推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中国治道下的现代治理文化再造也离不开世界眼光,要着眼于中国之道为世界贡献富有特色的中国智慧。     

员工抑郁的工作与生活影响因素及应对

随着商业竞争的升级和"996"加班文化的盛行,快节奏、 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使得员工心理压力剧增,员工抑郁成为了中国社会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依据资源保存理论,从工作和生活两方面考察了中国员工的抑郁影响因素.基于CFPS2016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工作因素(工作满意度)和生活因素(家人共处和休闲娱乐)均与员工抑郁显著负相关;生活因素会通过影响生活满意度间接地减弱工作因素与员工抑郁之间的关系;家人共处的上述间接调节效应对于男性和女性员工均成立,但休闲娱乐的上述间接调节效应只在男性员工样本中得到验证.因此,为了有效缓解员工抑郁,应该更加关注工作和生活中积极因素的共同作用.     

制度、体制与机制:对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超大规模的社会系统工程。系统科学是分析国家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视角,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方法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以社会主义为根本和特质,制度、体制、机制运行为一体,具有整体性、协同性、层次性、关联性等系统性特征。除了制度结构、资源禀赋,权力配置等“硬件”因素外,国家治理体系运行,优化和效能输出还取决于各子系统的协同与衔接机制,信息反馈与调平纠偏机制、系统能动性的激发机制等方面。以系统观推动改革发展,要注意把握系统整体涌现性、统一性与差异性、制度有限性与主体能动性、正负反馈的动态平衡等原则。     

中国崛起视域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其应对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起点,以中国和平崛起为主线,对中国而言是由衰而盛的历史性机遇。中国由经济全球化失败者到主导者的历史性转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特征。进入21世纪,中国在科技、地缘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日益显现,这既成为开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促因,亦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赢得先机的重要保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特征是世界权力中心首次向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世界转移。这是一个伴随着激烈博弈乃至动荡与战争的漫长过程,表现为世界多极化进程加快和国家发展模式多样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战胜挑战、赢得机遇的方法,是团结世界各国人民,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西方社会法形成的理论先导与实践进路

19世纪中期以后,资本主义遇到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为保护产业工人等群体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生活安全,使得社会法得以最终形成。其中,空想社会主义、国家责任理论、人权理论、新财产权理论和福利经济学思想成为社会法形成的理论先导。在法律实践中,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成为法律发展的新趋势,使得第三法域的部门法——社会法应运而生。社会法源于民众的生存权保障,并为全体国民提供最后一道安全防线,具有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门独特的法律价值、法律目标和法律功能。